張禮卿：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幾點認識

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普華永道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張禮卿

自5月14日以來，多次強調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以下簡稱“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雙循環”，可以理解為“一國最終產品的供求均衡將主要通過國內市場來實現，而對國際生產、貿易和金融等的參與將有效地促進供求均衡的實現”。在這個過程中，國內消費、國內投資等內需發揮主導性作用，而進出口貿易、對外投融資等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

新提法引發了國內外的關注和熱議。以下擬就相關問題談點個人的理解。

一、為什么需要加快形成“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在過去40多年，我國的發展格局經歷了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改革開放初期，受到亞洲 “四小龍”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的啟發，從深圳特區到其他沿海開放地區，“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頗為流行。在總結這些做法的基礎上，1987年末王建先生（時任計委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提出了“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發展思路。這一政策建議后來被采納，并成為一個在沿海地區乃至部分內地省份在實踐中普遍遵循的發展模式。

2001年，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在其后的幾年里，中國迅速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主導了整個經濟發展過程。在這種戰略下，一方面大量進口國外的原料、零部件和生產技術，另一方面大量出口組裝后的制成品。由于原料和市場均在外，整個經濟深度融入了全球化進程。在2007年，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對外貿易額占GDP的比重）高達65%，經常項目余額占GDP的比重高達11%。在歷史的角度看，這一戰略是非常成功的，它對于我國保持這一時期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數千萬就業崗位的創造、外匯短缺的克服，以及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等，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但是，任何戰略的成功實施都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支持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很多有利條件逐漸消失。一方面，我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環境方面的代價不斷增大，持續擴大的貿易盈余也不斷引發與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摩擦。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機、老齡化等長期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持續低迷，進口需求不足，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日趨明顯，全球化進程放慢。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我國實施了近20年之久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面臨調整。

實際上，從2005年起，為了緩解日趨突出的對外經濟失衡狀況，我國就已經著手擴大內需，以便調整過分依賴出口的發展戰略。而這個進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明顯加快，并且一直延續至今。數據顯示，經過10多年的努力，這一調整已經取得明顯效果。近年來，投資與消費對GDP的貢獻度已經明顯上升，基本上處于90%以上，其中消費的占比穩定在60%左右；對外貿易依存度已經降低至30%左右，經常項目余額占GDP的比重更是不足2%。從一定意義上講，“雙循環”早已在路上。

今年以來，外部環境發生了許多變化。受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圍持續蔓延的影響，全球經濟陷入了1929-33年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預計全年增長將收縮4.9%，市場需求顯著萎縮。疫情除了造成短期的需求沖擊外，還使一些試圖大大降低對國際貿易和生產的依賴，對國際產業鏈和供應鏈進行重構，繼續強化前幾年開始出現的逆全球化態勢。這種影響是結構性的，具有長期特征，不會隨著疫情的結束而消失。

面對這些變化和挑戰，決策層提出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的發展格局”，既是對于過去10多年已經開始的調整的最新確認，也是為了更好地應對當前以及未來一個時期我國將會面臨的各種困難和挑戰。如果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是個長期趨勢，那么，我們過去長期堅持的“兩頭在外”的發展格局就會比較脆弱，甚至產生很大的問題。利用國內超大市場規模，比以往更多地依靠內需，使最終產品的銷售更多地立足于國內，在一些關鍵的產業領域確保國內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完整性（至少應該具有備份），應該是比較現實的選擇。